科学指挥水电大合唱 缓解中国能源压力

  面对“生态论”与“水电论”的争论

  去年春天的时候,国内一些环保人士提出了怒江上游修建电站的问题,呼唤“保留一条绿色的怒江吧”;不久,世界遗产委员会又对2003年才列入世界遗产的云南“三江并流”提出警告,据说也是因怒江上游要建13座电站。最近有报道,国外又向长江的生态亮出了黄牌,理由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上正在和准备兴建50座水电站。

  作者自认为是个环保主义者,也与同事们利用各种机会呼唤绿色,呼唤生态保护:如果为了发展而破坏生存环境,我们要扪心自问,发展为了什么?怒江上游的电站、金沙江虎跳峡电站上不上,确实应当考虑到生态保护。 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中国的现实。 中国的现实线头太多,最粗的一个是:要不要工业化?这也是在中国讨论“发展与保护”这对矛盾命题的关键所在。

 

 世界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工业化是一个农业国走向进一步强盛的必经之路,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不在走这条路或已走过这条路。中国的发展历程亦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欲强盛,就中国之现状,选择走什么路呢?做一个进一步优化的农业国?做一个充满田园风光的“世界花园”?这些都可以作为选择,但都不是通衢大道。通衢大道应当是:工业化之路。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工业化的国家是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国家。要工业化,要城市化,就必须付出一部分环境成本。在锁定国家民族的奋斗目标后,我们对此应该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聪明的话,只是应当考虑如何把这个代价控制到最小,既达到我们的发展目标,又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美国学者L.R.布朗曾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提出一个崭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也是近年来我们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核,也是党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实,“生态论”也罢,“水电论”也罢,谋的都是民众之根本利益。

  如何看待民众的利益点?李冰修都江堰对当时岷江的生态有所改变,巴拿马运河对生态也有所改变。可谁来测定这些变量的大小优劣呢?历史却悄悄地告诉人们:没有都江堰,就没有“天府之国”;没有巴拿马运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船还得绕过南美洲。事实证明,这样的工程为民众立下了千秋功业。

  现在,人民又需要电了。

  问题往小了说,有多少人可以不用电呢?不用电视机,不用空调、电话,不用电灯?问题往大了说,我们的工厂要不要开工,我们的交通要不要畅通,我们的商店要不要开业,我们的雷达要不要运转,我们的医院、学校、政府要不要照明?我们多么想又吃熊掌又吃鱼,既发展了水电,又不付出任何环境代价。可谁能同时做这两道菜呢? 这里有一点要说明。在我国,开发水能资源对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并非没有贡献。

  水能是我国可选择的最现实的途径。我国目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严重污染环境,也对能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压力。而水能是清洁、可再生的能源。对于我国而言,水库大坝的建设有其客观必然性。我国大部分地区有强烈的季风特征,雨量主要集中在夏季,洪水和干旱灾害交替出现。没有水库,就没有旱涝保收的现代化农业,就不可能养活13亿人口。同时水库为众多缺少自然河流的城市提供了可靠的水源。对于水电而言,修建水库可以利用河流的落差,拦蓄洪水、调节径流,以丰补歉,并根据电网需求灵活发电,解决电网调峰问题,对电网安全运行起到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都用煤发电,污染至极。况且,我们有多少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水电站,人的温饱、生活用水、防洪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更谈不上。

  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霍格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展望未来,大坝建设仍将继续,原因在于大坝和水库的建设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许多可行性论证中的首选,并往往是它们最能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

  这就是大局。大局决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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